以史为鉴，美国百年贸易政策回顾
思瀚产业研究院    2025-05-26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总统任期后，迅速贯彻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执政理念，2025年 4 月签署通过了所谓“对等关税”，此举引发了全球范围内资本市场的强烈反应，关税俨然成为特朗普政府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的有力武器，也是市场看待本届美国政府的鲜明标签。

但实际上，美国关税政策制定主要基于三个基本目标：通过对进口产品征收税务缓解政府财政压力、调节进口商品管控保护国内企业、通过互惠协定减少贸易壁垒扩大出口商品市场，在不同时段，由于其国内经济环境不同，单一目标在政策制定过程所具有的重要程度存在差异，因此美国贸易政策实际上处在动态调整的过程中。自 20 世纪 90年代自 2017 年止，美国两党对于深化全球贸易体系的形成达成一定共识，贸易政策经历了长达 20 年宽松环境，但如果我们将时间线拉长来看，美国贸易政策并非一以贯之。

回顾过去 100 年美国贸易政策的调整过程，我们可以大致将其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1 年-1933 年，代表性事件：《福尼特-麦坎伯关税法案》、《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1920 年，美国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以及通货紧缩，共和党候选人沃伦哈定以扭转经济萧条，全面提升关税的政策主张上台，1922 年 9 月签署了《福尼特—麦坎伯关税法案》使得美国平均关税水平大幅上行。1928 年，为了解决萧条的农业问题以及战后货币和财政政策调整所带来的经济动荡，胡佛总统签署了《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使得美国关税水平上行至一战后的历史新高值，关税政策出台不久，大萧条接踵而至，虽然广受批评的关税政策并非导致大萧条的主要原因，但客观上恶化了美国的国际贸易环境，对于大萧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

第二阶段：1934 年-1970 年，代表性事件：《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关贸总协定》、《贸易拓展法案》。大萧条带来政治巨变促成了美国贸易政策的根本性转变，1934 年罗斯福总统签署的《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可视为第二阶段开启的标志性时间，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开始由保护主义向自由主义转变。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国家实力主导了以降低贸易壁垒和自由化为原则的多边贸易体系的形成，期间经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和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但是美国对于全球贸易体系的支配地位为其推行自由贸易提供了经济基础，贸易政策宽松化趋势显著，国内保护主义的一面得到抑制；

第三阶段：1971 年-1989 年，代表性事件：《1974 年贸易法案》、纺织、钢铁、汽车行业的限制性政策、广场协议、《1988 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案》。1971 年作为第三阶段开启时点，美国首次出现贸易逆差并在之后逐年拉大，出口贸易受到来西欧、日本的挑战，促使其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1974 年贸易法案》授予总统关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谈判权，进入 80 年代后，美国经历了 1979 年-1982 年的严重经济衰退以及美元显著升值的双重压力，贸易逆差急剧放大，美国政府利用其国家实力，使得该国纺织、汽车、钢铁等具备政治影响力的产业相继获得了特殊性贸易保护政策，《广场协议》的签署标志着本轮贸易保护主义浪潮达到顶峰，后续随着美元的贬值以及出口的重新增长，美国贸易问题得到了阶段性缓解；

第四阶段：1990 年-2017 年，代表性事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世贸组织成立、乌拉圭回合、中国入世。1989 年柏林墙倒塌，随后苏联解体，发展中国家走向贸易开放的道路，美国提出了诸多倡议，集中性削减贸易壁垒，2001 年中国入世，中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快速增长，全球化贸易体系不断深化，并在 2017 年达到顶峰。但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到，08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贸易政策方向已经开始出现摇摆迹象，奥巴马政府主导发起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及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谈判已经显示，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快速崛起开始担忧，贸易保护主义有重现迹象；

第五阶段：2017 年至今，代表性事件：2018 年中美贸易战、2025 年特朗普对等关税政策。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快速增长，美国国家战略出现重大调整，中国被视为其战略竞争对手，美国贸易政策制定出发点由经贸利益让位于遏制所谓潜在竞争对手。2017 年特朗普上台视为第五阶段开启时点，其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将大国竞争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随后 2018 年，中美贸易战爆发。2025 年，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4 月即宣布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随后中国宣布反制，美国对华关税经过数轮调整，4 月 10 日，美方将对华关税税率提升至 125%，年度税率上升至145%当期峰值水平。

总结曾出现过的三轮贸易政策收紧周期内美国经济表现，20 年代全面提升关税水平对美国经济产生极大冲击，对于大萧条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里根时代与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具有一定的相似度，二者并未直接提高关税壁垒，而是采取了针对性的保护主义措施，但贸易政策的调整对于经济的正向推动作用有限，且任期末均重新面临滞涨风险。

第一阶段的美国经济正在经历一战后的黄金时代，1922 年颁布的《福尼特-麦坎伯关税法案》虽然将美国平均关税税率抬升至 38%，但从 GDP 数据表现上看，并未对柯立芝繁荣时期的美国经济产生过强的负面影响，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利用了一战后迅速扩张的经济实力以及欧洲各国战后经济尚未恢复的宝贵窗口，夺取了大量的海外市场，同时技术与生产革命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但过渡至 20 年代末，《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颁布时点恰逢全球经济处于严峻时刻，美国的咆哮二十年代已进入末尾阶段，美国大幅上调关税直接引发了其他主要经济体纷纷抬高关税壁垒，严重恶化了全球贸易环境，虽然《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出台恰好与大萧条起点重合，我们将霍氏法案作为大萧条爆发的主因显然有失偏颇，但其确实对大萧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阶段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出台时点主要集中于 80 年代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时代。需要注意的是，里根时代的贸易政策与 20 年代以及当前的特朗普政府有很大不同。里根对外宣称维护自由贸易，在面对国内商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时，采取措施并非直接提高关税壁垒，而是对于特定行业采取针对性的保护主义措施，政策目的在于保护出口而非限制进口。从最终经济表现来看，里根时代的美国经济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速度，美国经济走出了 70 年代的大滞涨环境，但其政策核心在于以减税、削减政府开支、放松政府管制为主体的里根经济学，贸易政策对于美国经济正向推动效应并不明显，且在其第二任期末期美国经济重新陷入滞涨环境。

同为共和党人的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任期开启时也是以里根 2.0 的标签登上政坛的，不仅仅是因为两者同为政治素人，同时两人的政策主张以及施政纲领同样存在极高的相似度。特朗普与里根执政时都呈现了“宽财政+紧货币”的政策组合，同样采用了贸易保护手段试图扩大出口，增强美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而并非如 20 年代以及当前一般全面提升关税水平。任期内美国经济增速虽不如里根时代，但实际 GDP 依旧保持了实 2.6%的平稳增长，物价及通胀水平相对可控，但同样在任期末期显示了国家财政赤字大幅抬升的负面影响。

收紧贸易政策最为直接目的即在于缩小贸易逆差或者扩大顺差规模，提升国内商品竞争力，但回顾三轮周期，政策调整均未能达成目标。

19 世纪 20 年代，美国崛起同时叠加欧洲战后经济尚未恢复，美国制造业已经主导全球市场，因此关税政策制定者关注重心集中于疲软的国内农业市场，尤其在霍氏关税法案公布前的 1928 年，美国两党候选人在大选期间均重点承诺解决农业问题。但从最终结果来看《福尼特-麦坎伯关税法案》和《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并未帮助美国农产品重新获取国际竞争力，反而使得贸易顺差值锐减。《福尼特-麦坎伯关税法案》颁布后的第二年，美国贸易顺差额由 1922 年的 16.62 亿美元减少至 5.66 亿美元，降幅 65.97%。

《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颁布后，由于引发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集中反制，美国贸易顺差当年骤降至 1.16 亿美元，在大萧条期间始终维持在历史低位水平。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制造业不再具备主导全球的能力，汽车、钢铁、纺织等产业面临着进口产品的激烈竞争，尤其在 1973 年石油危机后，由于大量高价能源产品的进口，美国对外贸易首次由贸易顺差转向贸易逆差。

从贸易保护政策实施的结果上看，美国贸易逆差并未随之消失，反而在 80 年代进一步拉大，保护政策重点关注行业，相关企业获得了一定调整时间，但同样没有阻止劳动密集型岗位在 80 年代末大量流失至海外，美国贸易逆差在 1985 年后收窄，主要动力也并未来自于保护性政策，最主要原因是 1983年后美国宏观经济的修复以及 1985 年广场协议签署后美元的贬值。

对于特朗普 1.0 阶段，贸易逆差增速初期呈现阶段性放缓趋势，但 2018 年美国逆差规模依旧相较 2016 年扩张了 21%。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虽然拜登政府依旧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但美国贸易逆差依旧重新走阔，并在 2024 年创下历史新高，期间可称道的效果是美国市场对华商品依赖度呈现下滑趋势，东盟和墨西哥等新兴国家承接了大量产业转移，成长迅速。

黄金在三轮政策收紧周期内价格表现不一。19 世纪 20 年代尚处于金本位时代，黄金价格不能市场化波动，因此缺乏足够的参照度，但值得一提的是，1934 年的黄金储备法案依旧将 1 盎司黄金所对应的 20.67 美元调整至 35 美元。80 年代美联储严格控制货币供应、推动利率上升，里根任期内美国经济的复苏和稳定增长支撑了强势美元，黄金则与美元指数保持了较强的负相关性，走势整体偏弱。特朗普第一任期内黄金的行情主线围绕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为主逻辑展开，贸易政策调整对于金价的影响有限，受美联储降息、美债实际利率下行的带动，金价在此期间表现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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